社会落后，不是我们没有资产，而是没有把资产变成资本的途径，所以很多人可能拿着金饭碗讨饭吃。

中国是有能力建设世界上最有效也最宜居城市的。中国的人均收入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但是却以全球平均增长速度的3倍在增长。

比如，如果没有政府支持，核能就不会获得大发展。其二，在修建城市时，应该考虑到中国的城市化必须能有效发展和支持环保的生活方式。考虑到中国巨大的人口数量，不论以任何推算方法计算，中国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源。这样幅度的气温变化，显然会极大地影响我们的环境，强迫我们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化石燃料现在要昂贵不少。

逐渐上升的气温引起了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关注。中国的人均碳排放水平则保持在全球平均水平。但是，任何国家如果通胀率超过名义GDP增长率(=实际GDP增长率+通胀率)，那就意味着实际GDP是在负增长。

幸好美国房市利好，美联储又及时降息放款，使美国经济没有急速收缩，并且很快复苏。市场中太多人投机，波动幅度和波动的心理成分就会过大，反过来冲击市场中其他经济行为。可是，房价涨到一定程度，什么业也会失去竞争力。1940年代中国内战时期的通胀是国民党政府以超出所有人(包括毛泽东)预料的速度倒台的主要原因。

尽管1985年的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被不少人认为是罪魁祸首。格林斯潘自己讲，由于中国、前苏联、东欧等新兴市场几十亿劳工进入世界市场，压抑了劳力成本的上涨，而劳力成本上涨是西方通胀最关键的动因，所以那些年宏观调控比较容易，因为调低利率并不像过去那样得担心通胀危险。

最近，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都不得不表示得作点儿什么，因为明年将有一百多万ARM借贷人到了利率上跳期，比今年的次贷数目更大。所以，投资都流向房地产的宏观后果，就是导致产业空洞化。这个人据说几年的工资加分红赚了几千万。通货膨胀是经济发展乃至社会稳定的大敌，这已经是被世界各国接受的一条铁律。

假定付了三万，一年后欠款达一百零三万多。大量资金流入进一步推涨价格，促成泡沫形成。如果通胀再高，就会触发抢购、囤积等反经济行为。当这种涨价大大超过经营其他产业或服务业的投资回报率时，本来根据风险回报关系在各种投资选择中分流的资本就会被这种表面上高回报的资产像黑洞一样吮吸进去。

比平均(average,mean)更恰当的是中值(median)。一旦财富超过一定水平，进入房地产的门坎就不是什么障碍了。

不久又逢911，整个经济面临严峻考验。原因很简单：诱惑大到一定程度，什么规定都挡不住，就像洪水来时平常的堤坝渠道都失效了。

而玩翻手房产游戏的人，从借贷人、房贷经纪到银行，没有一个是真正想还清房贷以最后拥有房产的。回过头来看，1985年广场协议后尽管日元升值，如果能够控制房地产资产升值，或尽早主动刺破泡沫，后来并不一定落得全局惨败。即使实际GDP是正增长，但如果通胀率明显高于实际GDP增长率，那也意味着所有经济活动都被笼罩在通胀风险的阴影之下。而且，有心投机者多利用资金杠杆来放大投机效果。这几年东南亚经济得到一定复苏，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融入了中国的经济链：提供中国制造业所需的原料，同时成为中国出国旅游早期开发的目的地在许多泡沫论者看来，中国股市无非是一个由流动性过剩所堆砌起来的泡沫。

这个系列神话的高潮发生在2007年11月5日，这一天，中国石油开盘后，市值达到破天荒的1.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企业史上首个市值超过万亿美元的公司。在2007年，香港恒生指数的走势对A股几乎是亦步亦趋，毫无疑问，这个趋势还仅仅是开始。

对于那些熟悉中国改革历史的人来说，这多少有些玩笑的意味，而对于中国那些为数众多，奉私有化为改革圭臬的知识分子来说，则不啻是一种学术和智力上的羞辱。2007年，中国资本市场的巨大胃口已经初露峥嵘。

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欧美投资者在中国工商银行等国有银行改造过程中的投资，浮盈已经达800亿美元，远远超过他们在次级债中500亿美元的损失，果然是西方不亮东方亮。在企业及政府牛市的背后，很可能有一个社会及公民的熊市。

其中多少有点黑色幽默的意味。容易理解，其他类型的企业并没有央企以及国有银行那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获取经济增长之外的超额利益的办法，往往是通过转嫁环境成本，获得廉价土地，争取税收优惠、直至直接剥夺劳动者的办法来实现的。这种增长速度，如果以PEG衡量，中国即便存在所谓估值泡沫，恐怕也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离谱。这实际上进一步瓦解了中国本已严重锈蚀的社会团结，加剧了中国社会的断裂。

这显示，国有化正在以一种新的形式在世界范围内重新获得势头，中国的新国有趋势好像并不孤单。在这种视域中，美元的失势，次级债危机、中国牛市、石油飙涨就不是普通的金融危机和价格动荡，而很有可能是世界体系大变局、大动荡的某种预兆。

这种崇拜为企业在经济发展中获取超额利益营造了极其有利的文化氛围。有人揣测，在中国，可能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东方资本主义—— 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在一个拥有巨量人口社会中的奇特混合物。

以这个视角观察，2007年的中国金融尤其是资本市场的确呈现出一种开天辟地的创世意味。它实际上是在提醒全球投资者：把目光集中到中国来吧，这里才有最精彩的资本故事。

进入专题： 股市 。从2002年到2005年，政府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上升了3.3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的比重则下降了4.6个百分点。人们一直忧心忡忡的金融危机似乎平地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在看不见的地方，中国的社会危机却在蠢蠢欲动。这一切，虽然与中国在高基数上不断高成长的GDP相匹配，但从一个边缘性的，甚至一直沦为笑柄的小型资本市场一蹴而就，的确让人相当惊讶。

这几年，在医疗、教育、环保、社会保障领域所出现的越来越沸腾的愤怒并不是偶然的。2007年2月27日，中国的农历年长假之后的第二个交易日，中国股票市场用一根跌幅达9%的巨大阴线震撼了全球投资者。

与中国资本市场早期局限于一省、一公司的赤裸裸掏空相比，这种隐蔽的福利转移无论在体制化程度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正是这种极具传染性的生活方式，为中国资本市场未来的潜在容量提供了基础。

不过，指数的大幅上涨以及市值的快速膨胀都远远不足以描述2007年的中国金融变局。自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执政以来，社会的公平正义已经成为非常优先的政策目标，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的分配结构依然加剧扭曲，这值得我们高度警觉并思考：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中国是不是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分配体制，而这种体制正处于最终成型前的加速冲刺阶段？ 大多数人都将中国社会问题所引发的经济结构问题称之为失衡，但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问题不是失衡，而是一种断裂。